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炒股杠杆，静静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。
照片拍摄于1981年5月25日的北京。
画面中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，正用手臂绕着妻子杜致礼。
杜致礼身着素衣，双眼红肿，难以掩饰的悲痛几乎要溢出相纸。
他们的身后，是岳父、父亲——杜聿明的葬礼。
这场葬礼规格很高，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，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。
然而，在这庄严肃穆的背后，却藏着一个令人心碎的现实：杜聿明有6个子女，此刻站在灵堂前的，却只有长女杜致礼一人。
展开剩余88%一纸手谕，骨肉分离1949年1月，淮海战役硝烟弥漫。
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杜聿明兵败被俘，沦为阶下囚。
关于这场战役的失败，许多史料都指向了蒋介石混乱的战场指挥。
蒋介石甚至曾想派飞机单独接走杜聿明，但被杜聿明以“不忍丢下十万部队”为由拒绝。
这个决定，彰显了他的军人骨气，也彻底改变了他和整个家族的命运。
杜聿明被俘后，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
与此同时，远在上海的妻子曹秀清，收到了蒋介石的一纸手谕。
手谕要求她立刻带着婆婆和五个孩子，乘坐专机前往台湾。
蒋介石承诺，会保障他们一家的生活和学费。
曹秀清别无选择，只能带着一家老小，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。
她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安顿，却未曾想到，这一别，竟是与丈夫长达14年的天人两隔。
从此，一个完整的家庭被一湾浅浅的海峡彻底隔断。
父亲在大陆接受改造，妻儿在台湾寄人篱下。
一湾海峡，两种人生在台湾，曹秀清一家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境。
蒋介石当局承诺的“保障”，仅仅是每月一笔微薄的补助金，对于一个需要抚养婆婆和五个孩子的家庭来说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
为了贴补家用，这位曾经的“将军夫人”，不得不放下身段，外出做收发员的零工。
不久，杜聿明的老母亲在台湾贫病交加，抑郁而终。
真正的悲剧，发生在了杜家长子杜致仁身上。
杜致仁当时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，品学兼优。
随着家庭经济来源断绝，他的学业难以为继。
无奈之下，他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读书，却在毕业前一年，贷款被当局毫无征兆地中止。
此时，他已欠下7000多美元的债务。
走投无路的杜致仁写信向母亲求助，他只需要3000美元就能完成学业。
曹秀清心急如焚，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求助蒋介石。
然而，当曹秀清通过重重关系见到蒋介石，得到的答复却极具羞辱性：蒋介石表示只愿意给1000美元，并且还要分两次支付，每次500美元。
这个数字，对于一个曾为他统率千军万马、在抗日战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家属而言，无异于一种轻蔑的施舍。
消息传到美国，彻底击垮了杜致仁的心理防线。
这位年仅22岁的有为青年，在无尽的绝望与愤恨中，服下大量安眠药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儿子的死，让曹秀清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权的冷酷与凉薄。
在他们眼中，失去了利用价值的杜聿明，其家人的死活根本无足轻重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杜聿明本人和长女杜致礼的境遇。
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，虽然失去了自由，但他的顽固疾病，如肺结核、胃溃疡、肾结核等，却在大陆得到了精心的治疗。
他不仅身体逐渐康复，思想也发生了转变。
1959年12月4日，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重获自由，后来还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政协常委，重新获得了尊严。
而远在美国的长女杜致礼，在家庭断供后，也曾陷入困境。
她从昂贵的韦尔斯利学院转入免费的教会学校，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。
幸运的是，她与青年物理学家杨振宁重逢并相爱。
1950年，两人结婚。
1957年，杨振宁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这彻底改变了杜家的社会地位。
大陆方面通过周恩来总理，向杨振宁表达祝贺，并巧妙地安排杜聿明给女婿写信。
杜聿明在信的末尾写下“希望你注意政治”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，暗示他明辨时局，心已向新中国。
蒋介石当局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
他们开始拉拢曹秀清，允许她赴美探亲，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她影响杨振宁为台湾效力。
但条件极为苛刻：其他子女必须留在台湾作为“人质”。
1963年，在杨振宁的斡旋和大陆方面的周密安排下，看透一切的曹秀清毅然从美国绕道返回北京，与分别14年的丈夫杜聿明团聚。
1981年，当杜致礼站在父亲的灵前，她哀悼的，是一位戎马一生的父亲，更是一个被政治彻底撕碎的家。
她的眼泪里，有对父亲的思念，有对早逝兄长的痛惜，还有对远在海峡对岸、无法前来的弟妹们的牵挂。
葬礼之所以推迟了18天，就是因为曹秀清和杜致礼抱着一丝幻想，希望在台湾的子女们能够回来送父亲最后一程。
曹秀清亲自向台湾的蒋经国和黄埔同学会发去电报，恳请放行。
然而，电报石沉大海，蒋经国当局最终没有批准。
杜聿明的临终遗言，是对妻子曹秀清说的：“我死以后，你哪里也不要去，不要去美国，更不要去台湾，就在大陆定居……”
这位在历史漩涡中挣扎了一生的老人，用他最后的嘱托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归宿做出了最终的选择。
这个选择炒股杠杆，本身就是对他一生经历的最深刻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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